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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我的孙子被以色列理工学院(Technion)录取,作为来自纽约的外部学生,攻读机械工程。我是美籍以色列人。我不会假装那份骄傲是简单纯粹的。它伴随着一种私下的、未曾言明的算计:哪所大学会保护他,哪所大学会把一张人质海报塞进他手里,让他自己去捍卫。读约西·谢菲的新书时,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做起了这道算术题,这一次,对象是麻省理工学院。
我有资格做这道题。1989年,我曾就性别歧视起诉一个大学系。没有确凿的铁证。从来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模式——那个系里任何一位犹太女性(而我是唯一一个)都能描述出来,却没有哪一份备忘录能单独证明的模式:这里被搁置的一次晋升,那里被拒绝的一个委员会席位,同事突如其来的冷淡,不留纸面痕迹,也不需要留,因为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已经心照不宣。案子两次上诉到第八巡回法院。我提交了调卷令(certiorari)申请。而在大学律师为自己辩护所提出的论点中——诉诸学术自由、教师自治、意图无法证明——我看到了后来被人们颇为自得地称为”进步大学文化”的东西,正在悄悄搭建早期的脚手架。1989年不会有人告诉我,反犹主义也在那个房间里。它确实在。只是那时它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词汇。
作为一名伊斯兰研究学者——我拥有博士学位,也拥有犹太研究学位——同时也是一名从事恐怖主义研究的精神分析师,反犹主义一直都在那里,潜伏在雷达之下,潜伏在表面之下。对我而言,谢菲的书是一则必须继续讲下去的警世故事。
后来,反犹主义找到了更多的词汇,那是在我为部署阿富汗、参加”人文地形系统”(Human Terrain Program)项目而接受训练的时候。我在自己所著《A Soldier’s Guide to Hamas’s Genocidal Psychosis》(《一位士兵的哈马斯灭绝性精神病指南》)一书的后记中写到了我在那里的所见——以及它教会我的关于仇恨在自认理性的机构中如何无意识地运作的道理。副标题是”心理战中的无意识:超越意识形态,先于语言”。这个教训与1989年那起案件教给我的是同一个,只是用更严酷的调子重述了一遍:反犹主义很少会自我宣告。它借用其所处十年间最盛行的申诉话语——彼时是”择优”,此刻是”去殖民化”——把它当作一件体面的外衣穿上。
这就是我带入谢菲这本书的视角框架,而我相信这是正确的框架。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谢菲在麻省理工任教已51年,是一位曾在”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中为以色列空军服役的以色列人,而据他本人所言,他并非天生的宣传小册子作者——他此前的工作是供应链物流,而非论战。他写这本书,是因为麻省理工与哈佛或哥伦比亚不同,从未产生过属于自己的清算与反思。他对《纽约时报》说:”对麻省理工而言,这本书就是那份报告。”这正是本书真正的体裁:不完全是新闻报道,也不完全是回忆录,而是一部由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的人所整理的口述史,建立在大约四十场与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访谈之上,并辅以电子邮件、影像资料以及校方自己的书面记录。
这本书的力量恰恰在于口述史应有的力量所在之处:细节。持续八小时的”7号大厅”封锁行动,配以差别对待的最后通牒——一方服从并因此获得感谢,另一方不服从却未受任何处分。营地活动的排期五次单独推迟一场获准举行的以色列学生活动,而旁边的帐篷却始终未被触碰。一位多元、公平与包容(DEI)官员,在看到威胁的截图后,建议受到威胁的学生退出聊天群组,而不是就威胁本身采取行动。一位被点名的教授剪辑影像,让自己的攻击目标看起来像是施暴者,结果换来的是更多而非更少的教学自由。这些事实,单独看都算不上确凿铁证。但合在一起,便是我从1989年就已认出的那种模式——一套官方中立的机制,在实践中却始终只对一方施压。
一位公正的读者也应该知道的事
谢菲并非一个置身事外的叙述者,他自己也从未这样宣称。他就身处他所讲述的故事之中——比如在一处脚注里,他讲述了自己受到麻省理工领导层对待的经历。读者也应该知道,这本书已经引发了一篇严肃、尽管措辞尖刻的公开回应:麻省理工语言学教授米歇尔·德格拉夫(Michel DeGraff)——书中出现的对立方之一——在麻省理工教职工通讯上撰写了一篇长文反驳,指控谢菲恰恰采用了他指控他人所用的那种选择性道德框架——事实上,这是一种对谢菲本人动词用法的细读式分析,论证谢菲的行文只赋予以色列受害者的语法,只赋予哈马斯施动者的语法。这是”tu quoque”(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修辞学中最古老的一种搪塞手法:不去回应指控,而是把它反转扣回指控者本身。更确切地说,这正是心理学家詹妮弗·弗洛伊德(Jennifer Freyd)所命名的”DARVO”——否认、攻击、反转受害者与施害者的角色。德格拉夫并没有质疑谢菲对哈马斯在10月7日所做之事、以及麻省理工随后发生之事的叙述。他所做的,是对谢菲的句法进行细读——谁是主语,谁是宾语,谁在行动,谁只是承受——仅凭语法本身,便得出谢菲才是真正施害者的结论。这种手法,把句子结构本身当作道德罪责的证据,正是当代某一学派话语分析的惯用手法——那个在每一个代词中都读出权力关系、并称之为解放的学派。这在他所处的那类校园里是一种时髦的方法。但这不是反驳。剖析一句话把谁归为责任方,并不等同于回答一场屠杀究竟杀害了谁。这正是其典型手法:不是否认指控本身,而是把整个房间的注意力引向指控者的措辞,直到最初的行为本身从视野中消失。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德格拉夫的论点,它的存在本身,对于应当如何阅读这本书是重要的:不应把它当作已成定论的历史,而应把它当作一场至今——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仍在谢菲自己所在校园里完全悬而未决的争斗中,一方战斗者的证词。严谨的读者也应当把书中最严重的几项个别指控——未受惩处的”人肉搜索”(doxxing)、一位教授被引述称某学生必须”爬行”才能过关、一位DEI官员私下联系抗议者而非其目标对象——视为归属于具名证人的证词,而非脚注独立确立的事实。
模式之下的模式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不是任何一起单独的事件,而是它的形状,因为这个形状我以前就见过。一个机构把自己全部的自我防卫都建立在”中立”这个词之上,而经过细究,中立其实是一种防御机制,用以躲避”必须做出选择”这件事本身——而这躲避本身就是一种选择,一次又一次地做出,而且方向始终如一。麻省理工的校长威胁要实施停学处分,随后又收回。她承诺追责,却从未兑现任何一项。一位DUSP(城市研究与规划系)的讲师叫犹太学生从人链下爬过去,却未面临任何调查。这不是前后不一。一个机构,如果对一方提起诉讼的恐惧超过对另一方出走的恐惧,那么它其实早已决定了自己愿意失去谁。我之所以认出这个模式,是因为这正是我自己所在大学的律师们在1989年用来对付我的那个模式——当时它披着的是学术自治的语言外衣,而非DEI,但做的却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把懦弱转化为一项原则。
谢菲的父亲本人在1937年出于同样的原因离开维也纳,不顾家人的恳求——因为他比那些爱他的人更早读懂了那个信号,而那些人还未能让自己鼓起勇气去读懂它。这才是这本书真正的核心,比任何一次单独的营地静坐或听证会都更为核心:那个论点是,犹太人的安全——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身体上的——都不能外包给一个尚未决定捍卫自己所宣称价值观的机构。他的父亲选择去建立新的东西,而不是等待维也纳的各个机构变得勇敢起来。谢菲对下一代传递的信息,在八十年后从机构内部而非外部发出,与他父亲当年的信息一模一样。
我想到我的孙子,他即将进入以色列理工学院,实际上等于选择了跳过这场特定的争论——去一个不需要每学期打两次这种仗的地方学习机械工程。我为此感到欣慰,同时也意识到,这本身也是这种模式的一种形式:一位年轻的犹太工程师,依据一所机构愿意为他挺身而出的程度来做出选择,这与他曾曾祖父那一代人当年选择乘船而非选择上大学时所做的,是同一种算计。我想,谢菲会说,这两种选择都是对的。我们当中有些人组织起来、留下来,从机构内部为这所大学自己所宣称的原则而战,正如他所做的那样。我们当中也有些人选择在别处建造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两者都是他父亲当年所领悟到的道理——目睹一个欧洲机构投降,却始终不肯向自己承认这一点。
《Unsafe at MIT》不会说服任何一个已经认定过去三年整体上不过是”受保护言论”与”可以理解的悲痛”的人。这本书是为了留存记录而写,不是为了说服他们。它以真正具有档案耐心的方式所做的,是把姓名、日期与被引述的言论,放进一个模式之下——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无论是在一场诉讼中、在一片战区里、还是在一间讲堂中,彼此相隔四十年,都早已学会认出这个模式,而无需依赖任何一件单一的确凿铁证来加以证明。麻省理工把自己的犹太人当作了替罪羊——多么”busha”(希伯来语:羞耻)啊。
南希·哈特维尔特·科布林(Nancy Hartevelt Kobrin),博士
nancykobrin.org 及 nancyharteveltkobrin.substack
南希·哈特维尔特·科布林(Nancy Hartevelt Kobrin),博士,精神分析师(创伤后应激障碍专家),拥有伊斯兰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军事承包商。
她最新的著作是《A Soldier’s Guide to Hamas’s Genocidal Psychosis——心理战中的无意识:超越意识形态,先于语言》,Atzmaut Press,2025年出版。https://www.amazon.com/dp/B0G7KGWLJH
她即将出版的新书是《Between Empire and Covenant——犹太纽带的印记:洛特曼、拒签者与布哈拉犹太人,1977》,Atzmaut Press,2026年出版。
nancykobrin.org 及 nancyharteveltkobrin.substack


